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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环保产业下乡务农农村治污挣的都是国家补贴英丹

发布时间:2020-10-19 04:47:05 阅读: 来源:矿物棉厂家

导读:近年来,农村环境治理备受重视,尤其是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强烈呼吁,将我国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重心向农村转移。不过,农村环境治理也有很多限制条件。虽然蛋糕大而美,但要分食则不易。资金链不成熟是限制农村污染商业化治理的关键因素。

农村环境治理每个领域都有企业尝试商业化,但大多失败了。至今只有农村污水处理的商业化程度最高,且只在最近一两年才热起来。

“农村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阶段。工程承包建设是挣钱的,市场由此形成了。但后期运行成本从哪里来?这是个头疼的问题。农村不可能向农民收费。”

蛋糕大而美,但要分食则不易。资金链不成熟是限制农村污染商业化治理的关键因素。

“环境治理只有基于市场,才可持续,否则环境问题解决不了。尤其农村污染商业化治理模式有待探索、创新。”某公司董事长文一波说。

近年来,农村环境治理备受重视,尤其是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强烈呼吁,将我国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重心向农村转移。

环保部、国土资源部都已描绘了诱人的市场蛋糕。仅就耕地修复而言,国土资源部于2013年底称,全国有5000万亩耕地中重度污染,国家每年将拿出几百亿元,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地下水严重超采综合治理。

蛋糕大而美,但要分食则不易。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资金链不稳定是限制农村污染商业化治理的关键因素。这也是文一波感慨的主要原因。

大多数失败的“务农者”

农村环境污染主要有:农药、化肥的施用产生的农业面源污染,还有生活污水、固体废弃物、畜禽粪便、土壤重金属污染等,秸秆焚烧后也会产生大气污染。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过去多年,以上每个领域都有企业尝试商业化治理模式,但大多失败了。至今只有农村污水处理的商业化程度最高,且只在最近一两年才热起来。

2013年以来,国家相关部委频频出手,提供经费支持、颁布法规条例。大型环保公司也开始“务农”。最近,上市公司“国中水务”就与山东省200个示范镇的供排水建设项目达成战略合作意向。

该公司是最早进军农村污水治理的企业之一。从2010年到现在,已在十余省份的一百多个乡镇开展了农村污水治理业务。

“85%以上的大中城市,以及90%的县城都有了污水处理厂。但占一半以上人口的农村一直被忽略。农村污染总量比城市多得多。”文一波说。

李克强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称,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约80亿吨。

但在2010年以前,全国仅有5%的乡镇建了污水处理厂。文一波透露,这些污水处理厂运行得很不好,“管网建设难,收费体系建设、污水处理技术、运行管理等问题都没办法解决”。

公司看中了乡镇未来的污水处理市场。

从2010年到2013年,公司在全国农村建了120多个污水处理项目,2014年计划翻一番,达到240多个污水处理厂的目标。

“现在,稍微像样一点的企业都在农村有几十家污水处理厂,也都是最近一年左右进入农村市场的。”文一波说。

文称,农村污染商业化治理的前提条件是市场化。农村其他领域的治污困局,正是因为市场难以形成。尤其耕地重金属污染的修复,自2013年以来,政策和政府号召都很热切,但市场波澜不惊。

中国环境修复网执行主编高胜达称,面对前景广阔的耕地修复行业,国内还仅处在研究阶段,研究中的修复方法有植物修复和重金属钝化,而土壤修复企业基本没有开展相关工作。

在高看来,农地修复目前很难形成产业链。因为全国耕地修复需投入10万亿元以上。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只靠政府投入,是不现实的。而引导社会力量的参与机制还没有见到雏形。“谁污染谁治理”尚未建立,“谁投资谁受益”显然在耕地修复上难以推行,一亩耕地一年的经济收入通常不会超过1000元。

紧跟政策,亦有风险

环保产业“务农”,一直无法走上市场化之路。在早些年,农村环境商业化治理主要是在秸秆发电、沼气等领域,但也难有作为。

2008年,四川人张峰和几个生意伙伴投资某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生生物),利用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生产生物质燃料。

该公司三年半时间投资了800万元,但运行了一年半就倒闭了。

“我们之所以进入这个行业,就是因为看到政府之前发了很多文要求关停燃煤中小型锅炉。经调查发现这个行业很有前途。”董事长张峰说,“但做起来困难重重。政府口号喊得很响,但落实不了。”

地方政府有节能减排的压力,张峰以为,新型燃料必然会替代煤炭。但很快发现,除了东南沿海比较重视环保外,其他地区政策难落实,因为投入太大,企业都不愿意将燃煤锅炉更换为生物质锅炉。

“政府虽然下发了很多文件,但环保部门有法不依。”张峰说。另一方面,生物质燃料供应不足。因此,等长生生物万事俱备之际,却发现没有用户。

申请财政补贴成为救命稻草。然而,“大多补贴项目连申报程序都没有。只有财政部补贴资金可申请,但根本拿不到,条件太苛刻,比如要求已经规模化生产等等。地方具体负责人员很愿意帮忙,但政策层面难以落实。没有关系就难以获得补贴。”银行因看不到该行业的前景,也不愿放贷。

“张峰的投资时机不对,现在要好多了。”郑州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市场经理丁怡仁说。全国急剧加重的雾霾压力,使得关停中小型燃煤锅炉又提上日程。环保执行力度越来越大,很多企业不得不改造锅炉。

丁怡仁认为,太阳能、风能、天然气等新型能源,至少目前尚不能普遍推广,管网建设、用电成本都是掣肘的因素。所以,生物质燃料的优势凸显,市场较以前有所增长,一吨玉米秆的收购价格也从以前的330元涨到现在的六七百元。

“生物质燃料的产量有所增加,但不多,因为使用生物质燃料用户增长缓慢,所上的项目都很小。”丁怡仁说。鑫地机械生产的秸秆成型机,产品在南方使用更多。在西南、西北等地区,“政府睁一眼、闭一眼,对环境监管不严”。

而据张峰、丁怡仁等人透露,现在,中国的生物质燃料都以木屑、竹屑为主要原料,很少利用秸秆,因此,并未起到改善农村环境的效果。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称,利用秸秆做生物质燃料或发电的只有20%,大量秸秆仍被焚烧或还田。所以每逢秋收季节,南京等城市常被周边农村焚烧秸秆产生的烟雾所笼罩。

规模之祸

秸秆发电曾一度火热,但很短暂。

2006年元月,中国节能(宿迁)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中国投入运行的第一个国产秸秆直燃发电项目。一年后的2007年,中国生物质发电项目急剧升温。国家电网以及五大发电集团,包括凯迪电力、大唐集团等摩拳擦掌,纷纷在全国范围内跑马圈地,抢占优质秸秆发电资源。

然而,没有哪家巨无霸企业能顺利啃下农村市场。“到现在,秸秆发电和沼气化,没有一个成功的。”韩晓平说,“一些地区,曾经一窝蜂上马,生物质发电厂布局较密,所上规模也都太大,对秸秆需求竞争也必然增加。但秸秆收集困难,农户不遵守合同,不断涨价。大企业便与政府合作,强迫农民卖秸秆。因此,农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比如,秋收时,秸秆潮湿,发电厂要求晒干了再收,但农民收入减少了,于是掺沙石、掺土。

失去了城市里的各种成熟配套,环保产业在乡村一直步履蹒跚。

“农村市场缺乏监管,没有限价措施。导致发电成本越来越大。”丁怡仁说。据他观察,以前不少生物质电厂凭借国家补贴建了起来,但如今很多倒闭了。新建的生物质发电厂则很少,因为国家抬高了补贴门槛。生存下来的生物质发电厂大多白天烧秸秆,晚上烧煤。

因此,韩晓平认为,应该走农村合作化道路,把农民组织起来,遵循市场规则,选择最佳方式利用秸秆。秸秆不仅可发电、制造固体燃料,还可造纸、生产沼气,沼渣可做肥料,沼液可做肥料和生态农药等等。而且“生物质发电厂的规模不能太大,一个镇只能建一座电厂”。

张峰曾走过农村合作化道路。为收集秸秆,张峰在成都周边农村成立了三个农民合作社。原本他希望农户通过申请国家农机补贴,支付给长生生物,但国家农机补贴并不补贴此种机器,三台价值二十多万元的设备便赠送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向农户购买秸秆,生产成固体燃料后,再卖给长生生物,但因为没有用户而未形成产业链。

中国环境投资联盟理事长王世汶认为,农村固体废弃物,如果单一利用某一种,如秸秆,或畜禽粪便等,效果都不好。应走连片整治、综合利用的商业化模式。

2014年,桑德公司在河北建了一个试点,收集农村固体废弃物,如厨余、秸秆、畜禽粪便等等,生产沼气。预期的盈利模式为:卖沼气、有机肥,加财政补贴等。

“市场是逐利的,要有完整的资金链。否则只是空喊口号。政府在规划时就要考虑资金链,资金链不贯通就不能实现商业化治理。”王世汶说。

补贴出的“晒太阳”工程

因此可见,政策,以及对政策的强力推行,再加上资金链、科学规划等,才能形成完整的农村污染商业化治理模式。资金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但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国家补贴是维持资金链的关键。

“农村环境治理所有行业挣的都是国家补贴。”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伟说。

目前被视为商业化程度最高的污水处理行业也是如此。“农村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阶段。工程承包建设是挣钱的,市场由此形成了。”王世汶说,“但后期运行成本从哪里来?这是个头疼的问题。农村不可能向农民收费。如果靠地方财政,大量地区,财政紧张。”

2005年到2007年,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管理与政策教研所曾参与一个中日合作项目,在全国五六个地区建设农村污水处理示范工程,在不同区域进行探索,结果发现江苏等经济好的地区,污水处理的需求迫切,村可集资运营。但同样项目,西部地区难向农户收费。

“农村没有环保局,农村污水处理厂谁监管?如何运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管理与政策教研所所长常杪发出了与王世汶相同的诘问。

常杪建议,全国农村污水应分阶段、分区域治理,先治理重点地区,如对湖泊影响较大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也可先发展,中央财政少补贴。财政补贴应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关于补贴,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伟认为,国家补贴方向存在问题。比如国家补贴农村沼气工程,补贴都用于设施建设上,结果,报批沼气年生产规模可达两百多亿立方米,但实际上并没有生产这么多沼气。“应该按照生产的沼气补贴。”

重庆金川动力机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郑应庆对此有切身感受,该公司生产应用于沼气池的发电机,主要销往四川等地。

他发现,在申请到国家补贴后,地方政府和养殖户达成默契,实际安装的生产规模远小于报批规模,以截留资金。养殖场声称,他们凭关系、花了代价才获得补贴。郑应庆的一个客户连养殖证都没拿到,也没养一头猪,却安装了60千瓦的发电机组。客户坦承,国家补贴批文已经拿到了,很快这里就要拆迁了。建发电机组只是应付检查。

另据郑应庆观察,百分之二三十养殖场生产的沼气、所发电量只保证自己使用。更多养殖场的沼气发电设备无人打理。批文要求,养殖场需保证附近20个农户的沼气供应,但养殖场只保证自己使用。因为养殖场担心使用风险。若用沼气发电,日产300立方米沼气的养殖场则需增加两三个管理人员,养殖户不愿如此麻烦。而且多发的电也卖不出去。

“因此,养殖场的沼气、发电都只保证自己使用,多余的沼气都直接排放掉了。看着真是心疼。”郑应庆说。

郑认为,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是,后续无人监管。

不仅沼气工程,国家补贴方向性错误在整个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文一波称,在农村污水处理方面,过去,国家补贴多用于工程建设、技术投入等方面,很多污水处理厂建设了,但不运行,成为“晒太阳”工程。“所以国家补贴应该保证运行,这样,企业投资回报才有保障。”

农村市场,亟待创新

除了依靠国家补贴、政策支持,市场还要有创新。因为农村市场区别于城市市场。

比如污水处理,在城市,可通过自来水收费系统向用户征收排污费。但在农村则无法向农民收费。所以,投资和运营都需要国家、省、县市各级财政的资金支持,并降低收费。唯此,才能建得起,也运行得起。

文一波认为,企业必须针对农村市场的特殊性,在技术、运营管理等方面要有所创新,建设要集约成片,技术设计要标准化、模式化,设施操作要简易化。如桑德公司在长沙县18个乡镇投资、运营的污水处理厂,只在一个镇设置中央控制室,监控18个镇的污水处理厂数据,每个污水处理厂只安排两个人看守应急,确保设施达标,稳定运行。公司再做定期、不定期的检查。

“城市里,一个污水处理厂有几十座房子和池子,从渣滓过滤,到有机物处理,到泥水分开等等,以前一个厂有上百个人,即使现在也有二三十人。这都不适应农村,乡镇要接近无人执导。”文一波说,“在乡镇,一个污水处理厂只有一套设备,一座池子,一座房子,一个标准,采用流程组合的生物处理工艺。”

在桑德公司占据的100个乡镇中,已有四五十座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营,目前付费正常。“投资收益不比城市差,甚至比城市略高。但相比而言,做乡镇,挑战大。技术、管理、运营、人才、资金等都要有创新。”

编后语:环保“上山下乡”道阻且长,仍需漫漫求索。更多最新三农新闻资讯,请关注农药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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